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老街，叫粮道街。 粮道街的尽头挨着昙华林，街两边种着法国梧桐，树冠在半空中连成一片，夏天走进去像进了隧道。这条街上有一所中学，是武汉中学，历史悠久，出过不少名人。每天傍晚放学的时候，穿校服的学生们涌出来，整条街都是少年的笑声和自行车铃声。 二零零四年秋天，这条街上多了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女人。她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推车的姿势有些吃力，因为后座上坐着一个裹着头巾的男孩。男孩大概六七岁，头巾包得很严实，只露出眼睛和鼻子，两只小手紧紧抓着坐垫下面的弹簧。自行车经过路面坑洼的地方颠一下，他的身子就晃一下，但从来不吭声。 这样的画面，粮道街上的老住户们看了整整好几年，风雨无阻。 那个女人叫邹翃燕。车后座上的男孩是她的儿子，叫丁丁。 丁丁这个名字，是邹翃燕起的。她后来跟人解释过，这是出自《诗经》里的“伐木丁丁”，是斧头砍在树木上发出的清脆响声。她说，她希望这个孩子来到世上，至少能留下一点声音，不管这个世界愿不愿意听。 邹翃燕是一九六三年生人，湖北武汉本地人。她读书的时候成绩就好，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，毕业后在武汉一所学校当老师。二十五岁那年，她结了婚，怀了孕，一家人等着新生命的降临，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。 一九八八年七月，孩子出生了。但那天产房里没有笑声。 医生走出来，递了一张病危通知书。纸上写得很清楚：新生儿颅内出血，重度缺氧性脑损伤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脑瘫。邹翃燕还没来得及把浑身插满管子的小东西抱进怀里，第二张、第三张、第四张、第五张病危通知书接连砸了下来。 一连五张。 当时的医疗条件下，这样的病例，存活率不高。即便活下来，终身后遗症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。 她的丈夫站在病床边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用一种尽量克制的语调说了他的意见。放弃吧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以后可以再生一个健康的。 这是理性和现实在说话。所有人都觉得没毛病。 邹翃燕那年二十五岁，刚刚成为一个母亲。她没有听。 丈夫的反应很直接，也很彻底。几个月之后，两人离了婚。对方的态度明确而决绝：既然你执意要留下这个孩子，那你一个人养。 她真的就一个人养了。没有抚养费，没有帮手，没有任何缓冲地带。一个二十五岁的单身母亲，带着一个被医生判了“死刑”的脑瘫婴儿，一头扎进了一场注定没有人看好的马拉松。 这场马拉松的第一步，是先搞清楚这孩子到底伤在哪。 脑瘫分很多种，有的伤智力，有的伤运动神经，有的是混合型。丁丁的智力检测结果让医生都有些意外——他的大脑皮层功能基本完好，智力没有受到器质性损伤。问题出在运动神经上，而且很严重。小脑和锥体外系受损，导致全身肌张力失调，说通俗点，就是身体像一摊软棉花，任何一个正常婴儿该有的动作反射，在他身上要么严重滞后，要么干脆没有。 别的孩子三四个月能抬头，他不行。七个月能独坐，八个月能爬行，他到两岁了还只能瘫在床上，连翻身都翻不了。小手别说抓东西，连一张薄薄的纸片都捏不住，稍微一用力，手指就僵得像鸡爪子一样蜷在一起。 邹翃燕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撕纸。 她把学校里废弃的试卷拿回家，厚厚一叠，坐在床边，一张一张地撕给他看。嘶——一张分成两半。嘶——又是两半。她撕得很慢，动作放得很大，让儿子看清楚每一个细节。然后她抓住丁丁的小手，把一张纸塞进他的手指缝里，托着他的手背，带着他做出撕扯的动作。纸掉了，捡起来，再试。又掉了，再捡起来。 这个在常人看来简单到不需要经过大脑的动作，母子俩练了不知道多少天。 丁丁的小手终于能把一张纸撕成两半的那天，邹翃燕抱着那一堆碎纸片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她后来跟人说起这个细节的时候，语气很平静，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。她说，那是她第一次确信，这孩子有救。 但撕纸只是撕纸。真正的难题在后面等着。 吃饭这件事，对脑瘫患儿来说是一道大关。运动神经受损之后，手部的精细动作能力极差，加上肌张力异常，手指要么僵直，要么蜷缩，根本控制不了筷子。丁丁学用筷子，学了不知道多久。筷子一次次从手里滑落，掉在桌上，掉在地上，掉在他的腿上。他急得脸通红，把筷子狠狠摔出去，趴在桌上哭。 奶奶心疼得不行，在旁边说，用勺子算了，能用勺子就行了。 邹翃燕说不行。 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硬是把涌到眼眶里的泪逼了回去。她跟儿子说的道理听起来有些残酷：你将来长大了，总要跟别人坐在一起吃饭。所有人都在用筷子，就你一个人拿着勺子，别人问你，你怎么说？你说我脑瘫，所以我不会用筷子？这个解释，你愿意说一辈子吗？你要有多大的勇气，才能在每一次聚餐的时候，对着每一个人，承认自己的缺陷？ 她说，与其将来受那种委屈，不如现在就把筷子学会。 她定了一条规矩，很土，但是管用。夹菜，夹三次，不管夹不夹得起来，妈妈都给你一块肉。三次换一块肉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 丁丁抹了一把眼泪，把筷子捡起来。一次又一次地夹，一次又一次地掉，换来的肉一块一块地吃。那段时间，他家饭桌上的菜掉得比吃得还多。 这个规矩后来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