玉门油矿的老工人记得一件事。 1956年春节刚过，矿上来了通知，说部里要开大会，各矿区要把产量数字再核一遍。 数字核到第三遍的时候，有个技术员发了一句牢骚。 他说，核来核去，油还是那点油，核不出花来。 这话传到了上边耳朵里。 没人处分那个技术员。 因为他说的是实话。 那时候全中国的石油产量，九十万多吨。 什么概念。 一个大庆油田后来一天的产量，放到1956年，够全国用上差不多十天。 这点油，别说工业建设，就是把军队的卡车都喂饱都不够。 飞机要油，坦克要油，拖拉机要油，工厂的锅炉也要油。 油从哪来。 大部分靠进口。 那时候中国跟苏联关系还过得去，石油进口通道基本通畅。 但一个国家的命脉攥在别人手里，这个滋味，不好受。 高层不是不知道。 石油工业部1955年才成立，为什么成立，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。 但部成立了，油在哪里，没人能给出答案。 康世恩那年四十一岁，在石油部当副部长。 部长李聚奎是军队转业下来的老革命，对石油业务还在熟悉阶段。 部里真正懂技术、干过石油的，康世恩算一个。 此前他在西北石油管理局当局长，管着玉门那一摊子。 玉门是老油田，产量已经摸得比较透，增产空间有限。 新疆克拉玛依刚刚有些苗头，但离成气候还早。 全国搞石油的人手，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。 设备就那么多，钻井队就那么多，地质资料就那么多。 就这么个家底。 年初，中央通知国务院各工业部门汇报工作。 石油部在名单上。 李聚奎让康世恩去。 康世恩准备得很认真。 石油部新成立，头一回在中央全体领导面前亮相，不能出纰漏。 他把西北几个老油田的情况、玉门的产量数据、克拉玛依的勘探进度、炼油能力的缺口，全部整理成册。 数字让部里的统计人员反复核对了好几遍。 用他自己的标准来看，这份汇报是扎实的。 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，每一项数据都经得起查。 但他忘了一件事。 坐在他对面的人，从来不喜欢听人念材料。 勤政殿的会议室不大。 长条桌子，摆一圈椅子。 各部门负责人按顺序进来，念材料的念材料，报数字的报数字。 轮到康世恩的时候，他站起来，翻开本子，清了清嗓子。 开头几句还算顺畅。 “玉门油矿去年产油量——” 他低头看着材料，一行一行往下念。 页页都有数字。 年产多少万吨，探明储量多少万吨，炼油缺口多少万吨。 念到第二页的时候，屋里陆续有人端起茶杯。 那些数字对坐在桌子边上的人来说，实在提不起精神。 康世恩继续念。 他不是不会脱稿。 那些数字他其实都记在脑子里。 但他不敢。 新部门头一次汇报，错了任何一个数，都是要命的事。 所以他选择最稳妥的方式，照着材料念，一个字都不差。 然后他听到了那句话。 “别念了。” 湖南口音，不大，但屋里瞬间安静下来。 “我也有本本。” 康世恩抬起头。 主席没有生气，脸上甚至带着一点让人捉摸不透的笑意。 他把手里的文件放下来，目光从桌上那一排面孔上扫过，最后停在康世恩身上。 “汇报工作，不要光念材料。 抬起头来，讲讲你们石油部最要紧的事。” 康世恩的汗从手心里渗出来。 他不是没见过这种场面。 但他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。 最要紧的事。 石油部最要紧的事是什么。 是产量不够，是勘探不足，是设备太差，是人才奇缺。 这些，材料里都有。 但主席已经说了，材料不用念。 他合上本子，推开椅子。 “主席，石油部当前最要紧的问题，是找不到大油田。” 这一句话，像一颗石子砸进了水面。 屋里的人不再喝茶了。 康世恩说开了。 他说全国石油产量靠玉门一个老油田死撑，克拉玛依虽然是新发现，但产油能力还很小。 炼油厂开工不足，进口油一断，汽车就得趴窝。 石油部的队伍，大部分堆在西北。 中国不是没地方，是没人去别的地方找。 “你们准备怎么办？” “扩大勘探范围，往东部走。” “哪些地方？” “松辽平原、华北平原、渤海湾周边、苏北、江汉。 有地质专家认为，这些地方的沉积条件可能生油。” 主席听了，没有马上表态。 他点了一根烟，吸了一口。 “石油工业要有一支野战军。” 康世恩没听懂。 “你们的队伍，不能老是蹲在一个地方。 要像打仗一样，把精兵强将派出去，去最可能有油的地方。 西北要搞，东部也要搞。 特别是松辽，那地方要好好看看。” 康世恩愣了一瞬间。 松辽。 那里在当时的中国石油版图上，连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。 日本人占领东北十四年，挖了不少探井，没找到有规模的油田。 国内主流地质学者也认为，松辽盆地属于陆相沉积，按照西方石油地质学的标准，很难形成大油田。 主席为什么提松辽。 他没有追问。 “不要迷信那些旧结论。 外国的理论，只能做参考，不能做信条。” 主席掸了掸烟灰，又说了一句。 “这么大一个国家，你说没有油，我不信。” 这话不是随便说说的。 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石油勘探受困于“海相生油”理论。 这套理论来自欧美，核心逻辑是，大型油田只能形成于远古海洋沉积环境，波斯湾、墨西哥湾、苏联巴库，都符合这个条